今年10月15日，紀念西陰村遺址考古發(fā)掘8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在運城夏縣召開。回望上個世紀的百年風云，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來自海內(nèi)外的每一位考古學者都激情澎湃，感慨萬千。轉(zhuǎn)眼80年過去了，在這個收獲時節(jié)，中國考古界迎來新的盛會，為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考古事業(yè)呈現(xiàn)出的繁榮昌盛、新人輩出而慶賀；為李濟發(fā)掘西陰村遺址時出土了大量彩陶和半個
蠶繭，開創(chuàng)了中國人主持科學田野考古發(fā)掘、自己用近代科學方法研究考古的新路子而驕傲。
半個蠶繭：西陰村的名片
80年前，距運城市東北二十來公里的夏縣西陰村，原是一個偏僻的村落，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卻因為我國第一代田野考古學家、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李濟1926年的一次考古發(fā)掘與出土的半個蠶繭而弛譽世界。
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在夏縣西陰村的灰土嶺鏟下了第一鍬土，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進行的考古發(fā)掘。當年，李濟經(jīng)過一個半月的辛苦和緊張地挖掘，終于認定這個西陰村遺址是屬于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的遺址，在出土的大量遺存中雖未見金屬器具，但有一天，一名考古隊員卻突然從一堆殘?zhí)掌湍嗤林邪l(fā)現(xiàn)了一顆花生殼似的黑褐色物體，引起了眾位考古家的關(guān)注。這是一顆被割掉了一半的絲質(zhì)繭殼，繭殼長約1.36厘米，繭幅約1.04厘米，已經(jīng)部分腐蝕，但仍有光澤，而且繭殼的切割
面極為平直。當時主持發(fā)掘的李濟對此十分重視，但是在發(fā)掘現(xiàn)場再沒有找到第二顆。
圍繞著半個蠶繭，李濟先后請清華大學生物學教授劉崇樂進行鑒定，劉崇樂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但也沒有找出相反的證據(jù)。因為該繭殼比現(xiàn)在西陰村家養(yǎng)的蠶要小很多；不像是后來放進去的，因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繭殼周圍的土色也沒有受干擾的痕記；當然也不會是野蠶偶爾吐的，因為它有利器切割過的痕跡，這半個蠶繭是經(jīng)過人工割裂過的。為此，劉崇樂初步斷定其為桑蠶繭，切割面是由銳利的刀刃所為。并鑒定那半個蠶繭確是一種家蠶，因此證明了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yǎng)蠶抽絲。
震撼世界：半個蠶繭波譎云詭
當時，有關(guān)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半個蠶繭的新聞報道很快飛過千山萬水，遠涉重洋，傳到了世界各地。同時，關(guān)于這個當時發(fā)現(xiàn)最古老的蠶繭的孤證，引起了中外考古學界長時期的爭論，但多是對蠶繭本身的見仁見智，還沒有對其真?zhèn)萎a(chǎn)生懷疑。
一是關(guān)于它的年代。多數(shù)人認為此蠶繭屬距今5500~6000年的仰韶文化。但也有學者懷疑當時發(fā)掘的科學性，認為這是后世混入的，其年代應晚于仰韶文化。
二是蠶繭的性質(zhì)。至今已有野蠶繭、桑蟥繭、家蠶繭三種推斷。1968年，日本學者
布目順郎對西陰村的這個蠶繭作了復原研究，測得原繭長1.52厘米，繭幅0.71厘米，繭殼被割去的部分約占全繭的17%，推斷是桑蟥繭，也就是一種野蠶繭。但另一位日本學者池田憲司卻在通過多次考察后認為，這是一種家蠶繭，只是當時的家蠶進化不夠，繭形還較小。 三是蠶繭切割的用途。這半顆蠶繭是被一個十分鋒利的工具一割為二的，這樣切割究竟為了什么？這對研究
絲綢起源的契機意義重大。為此，后人產(chǎn)生了許多猜測。
在遙遠的原始社會，華南、華東，就連華北地區(qū)都屬于熱
帶和亞熱帶氣候，原始森林比比皆是。特別是桑樹生長得非常繁茂，給野蠶提供了極好的生存環(huán)境。當時人類已進入新石器時代，原始人開始利用紡輪工具紡織野生的麻和葛纖維，過著冬著毛皮、夏著麻葛的生活。經(jīng)過多次實踐，人們發(fā)現(xiàn)野蠶絲又細又牢，比麻葛好多了。于是一種新型的紡織纖維──絲纖維出現(xiàn)了，它對滿足當時社會需求，推動人類物質(zhì)文明的進步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野蠶繭的外殼粗硬，原始人就用石刀或骨刀將蠶繭切開，取蛹為食，扯繭為絲。西陰村的繭殼之所以被切割，可能就是這個原因。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了繭殼，故而引起了繭殼腐敗變色。從民族學的一些材料，也可支持這一觀點。在四川省大涼山有一支自稱“布朗米”的部落，意為吃蠶蟲的人。他們開始采集蠶蛹為食料，后來才養(yǎng)蠶抽絲。
兩岸至寶：半個蠶繭保護有序展開
1928年，李濟重訪美國時，又特意把這半個蠶繭的標本帶去，求助華盛頓的史密森研究院，經(jīng)那里的博物家?guī)椭b定出這個繭殼是屬于家蠶的老祖先的繭殼，證實了劉崇樂的判斷。李濟在后來的很多學術(shù)論著中，都提到過“半個蠶繭”這件事，提法一直比較謹慎，只是作了幾點推論，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結(jié)論。
盡管這半個在華夏文明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蠶繭有許多難解之謎，但作為中國遠古絲綢的見證，它先后由清華大學的考古陳列室保存，后隨李濟工作的變動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又歸中央博物院保管，遷臺灣后一直被珍藏在臺北的故宮博物院。
如今，西陰村那個俗名叫“灰土嶺”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塊不同的“西陰村遺址”紀念碑。三塊碑立于不同的時期，最早是夏縣政府20世紀60年代初立的，后為山西省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末立的，第三塊則是國務院在1996年11月20日公布“西陰村遺址”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而立。這種變化，標志著對“西陰村遺址”的重要性認識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也標志著李濟當年的“發(fā)現(xiàn)”得到了最高國家機關(guān)的認定。
附：李濟生平文件
李濟牗1896－1979牘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被美籍華裔考古學家、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張光直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李濟為湖北省鐘祥縣人。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1918年畢業(yè)后即被派往美國留學。在麻省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專業(yè)，1919年獲心理學學士學位，1920年獲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年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專業(yè)，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即任南開大學教授、文科主任。1925年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人類學講師，與著名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同執(zhí)教鞭。
李濟1924年開始從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鄭對春秋銅器出土地點進行調(diào)查清理。1926年，在閻錫山的支持下，李濟沿著汾河行走，到山西南部考古，并完成了對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科學發(fā)掘。這是中國人主持考古發(fā)掘的第一次，因而載入史冊。1929年初應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同年主持殷墟考古發(fā)掘工作。并于1938年被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推選為名譽會員。1948年被中央研究院推選為第一屆院士。1946年他曾以專家的身份，參加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的工作，使很多戰(zhàn)時被日本侵略軍劫掠的古代文物回歸祖國。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將中央研究院院部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臺灣省，他也就長期滯留臺島。曾兼任臺灣大學教授，主辦了考古人類學系，主持系務10余年，培養(yǎng)了多名享譽世界的學者。并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等職多年，多次赴歐、美、日、澳、香港等地參加學術(shù)會議和講學。
1979年8月1日，李濟心臟病猝發(fā)，在臺北逝世。遺著123部（篇）。
